(2021.05.04) 華盛頓的一中政策不等於北京的一中原則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隨著中美之間的對峙態勢逐漸明朗,台美關係近年來亦是越趨緊密,諸如《臺灣旅行法》和《2021國防授權法》的通過、及支持臺灣加入國際組織的表態都象徵美國對臺灣的關切與承諾已有所升級。儘管如此,許多分析仍認為,美國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同我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因為此舉將有違其行之有年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從而大幅限縮了其在兩岸問題上採行模糊戰略的空間。事實上,華盛頓深化台美關係與其說是在為台美建交鋪路,更應該說是在其「一中政策」的框架下做出更有利於臺灣的調整。


那麼,究竟何謂美國的「一中政策」?此政策與中共的「一中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有何差別?此政策可能變化嗎?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加以申述。


1970年代,有鑑於美國實力相對下降、以及中蘇分裂明確化,美國採取了「聯中制蘇」的策略,從而開啟中美關係的正常化,而美國的「一中政策」正是在此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美國的「一中政策」主要奠基在三個公報及一個《臺灣關係法》(1979年)上,其中三個公報指「上海公報」(1972年)、「建交公報」(1979年)、及「八一七公報」(1982年)。


關於北京「一中原則」的「三段論法」:(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三個公報雖然對(一)和(三)表示肯認,但對於「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立場卻只有表示「認知到(acknowledge)」而沒有「承認(recognize)」。此外,美國在當中亦強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其關切事項,甚至暗示此事項為其遵循「一中政策」的前提條件。む註め


另方面,在《臺灣關係法》中美國更表明:美國決定和中共建交是基於臺灣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此一期望,且美國嚴重關切(編按:但未必會協防)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前途之舉,故美國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之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值得注意的是,公報通常僅是雙方政府共同發表的政策宣示,而《臺灣關係法》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美國國內法,因此如果單從法律位階而言《臺灣關係法》應優先適用於「三個公報」。


由此可知,美國的「一中政策」跟中共的「一中原則」並不完全相同,特別是在臺灣主權問題上前者未明確表態「臺灣是否為中國的一部分」,並始終呼籲應以和平方式解決。換言之,美國的「一中政策」其實相當具有彈性,能夠隨著情勢變動透過不同的解釋來應對兩岸問題,從而既能拉攏作為潛在敵手的中共,又能安撫作為固有盟邦的臺灣。


值得注意的是,當初美國決定採行「一中政策」的重要背景已然發生重大的轉變:美國和中共的共同敵手蘇聯已解體,故美國不再需要「聯中制蘇」;如今的中共有意願且有能力出兵攻打及拿下臺灣,而這可能危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或許,美國的「一中政策」面臨了需要重新檢視的關頭。


む註め

1972年2月28日之「上海公報」:「美國認知到(acknowledge)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1979年1月1日之「建交公報」:「美國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認知(acknowledge)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將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於四個月之內撤軍。……相信臺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充滿希望的未來。」


1982年8月17日之「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對於其與中國之關係極為重視,並重申其無意侵犯中國之主權與領土完整或干涉中國內政或採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之政策。美國政府瞭解並體諒中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告臺灣同胞書及一九八一年九月卅日中國提出之九點建議所顯示其致力於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之政策。此一有關臺灣問題之新情勢,亦對解決美中就對臺灣武器銷售問題之歧見提供有利之條件。⋯⋯有鑑於前述雙方之陳述,美國政府茲聲明其並不謀求執行一對臺銷售武器之長期政策,對臺灣武器銷售在質或量上均不會超過美中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後近年來所提供之水準,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臺灣之武器銷售,經由一段時間而趨於一最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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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30)  【世界智慧財產權日專題】智慧財產權的申請是中小企業成長的觀察指標

 

本聯盟智權顧問

林景郁

專利師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


2021年世界智慧財產權日的主題「智慧財產權與中小企業:將你的創意帶向市場 (IP & SMEs: Taking your ideas to market)」,對於剛經歷COVID-19肆虐的全球市場來說,顯得格外有意義。根據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網站上的資料,全球有約90%的企業是中小企業,而全球的勞工之中有約50%是由中小企業所聘僱,在新興國家之中,中小企業甚至可以貢獻約40%的GDP,中小企業對於全球經濟、個別國家的影響力,遠遠地超乎你我的想像。因此,以我國為例,在急欲追求經濟復甦的2021年,除了高科技產業因半導體進入超級景氣循環週期而後市可期之外,占我國全體企業97.65%、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數78.73%的中小企業能否翻轉,更是一般民眾能否感受到經濟復甦的重要關鍵。


然而,中小企業在智慧財產權申請的總數上仍不及大型企業,以我國來說,根據智慧局年報統計,2020年大型企業的專利申請量為10,794件,中小企業的專利申請量為3,334件,以我國全體企業中有97.65%為中小企業的比例來說,申請數量似乎並不多;往好處看是,若從近年的專利申請數量成長率,中小企業申請專利的成長率在2018-2020年之間分別是8%、7%和17%,反觀大型企業則是2%、6%、-4%,大型企業的專利申請量似乎受到2020年疫情的影響,反而中小企業的申請數量逆勢成長。


另外,根據歐盟智財局 (EUIPO) 的研究報告「High-growth firm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profile of high-potential SMEs in Europe, May 2019」顯示,有申請智慧財產權的中小企業,約有21%在申請智慧財產權之後迎來成長,另外約有10%的成長率甚至有機會達到20%以上,顯然擁有智慧財產權,使中小企業更有機會將創意轉換為商業契機,進而提升企業價值、提供客戶更多更新更好的商品及服務。


其實,各智慧財產權相關組織早就注意到中小企業對於創新環境的重要性,畢竟中小企業的成長關乎於國家經濟的長期成長動力,且在市場競爭激烈且各類產品技術與服務不斷日新月異的今天,研發創新更是中小企業持續成長的重要關鍵。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和歐洲專利局 (EPO) 在其網站上皆設置了中小企業專區,旨在輔導中小企業認識智慧財產權、了解智慧財產權對生意帶來的好處、智慧財產權能如何協助拓展業務等;而我國智慧財產局也同樣設置有中小企業IP專區,提供智慧財產權基本概念與常見問題的相關知識。


智慧財產權並不是有錢人的遊戲、大型企業才能用的工具,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除了持續厚植和壯大自己的實力之外,若能將平日的研發創作或品牌發展轉換為智慧財產權,在意想不到之處,也有可能成為提升毛利、與他人合作、或是吸引投資者的一項利器。

  

 


(2021.04.30) 鐵路殺警案之反思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於2019年7月,一班夜間的自強號方抵達嘉義車站,1名54歲鄭姓男旅客遭列車長發現無票乘車,鄭男因補票問題與列車長發生衝突,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義派出所的24歲警員李承翰上車處理時,遭鄭男以工作用尖刀刺傷腹部,該員被緊急送往嘉義基督教醫院急救,但後宣告不治。


惟本案進入司法程序後,嘉義地方法院採用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鑑定,2020年4月以鄭男罹患思覺失調症,宣判無罪,該無罪判決受到社會廣泛議論,而後全案上訴二審後,台南高分院再請來成大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撤銷一審原判,認定鄭男犯殺人罪及妨害公務執行罪,改判17年有期徒刑以及刑滿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


在這事件背後,衡諸我國近年之涉及到精神疾病患者之刑事事件,精神疾病患者似乎業已成為人人獵巫的對象,在其早已被汙名化的病症下,再披上一層被社會排除的面紗。然而一個事件的發生,自應有其肇因,在精神疾病者相關的案件中,往往可見其生命階段無法獲得其應有的協助或是關照,成為了社會的未爆彈,走向絕路的那一刻,換來的是社會對他的再度排除,毋寧是制度的「受害者」走向「加害者」的過程。


在此問題意識下,本文無意涉入本件有罪無罪、刑度高低甚至是死刑存廢之爭議,僅將焦點聚集在,為何本件在一審會被判「無罪」之理由以及在「無罪」的理由背後,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刑事法的應有的深層考量。


就一審之判決主要爭點在於,行為人是否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所規定之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若該當本條所稱之無辨識能力之人者,則不罰。就本條所謂之「不罰」,在背後的法理基礎上,在於責任能力的欠缺。蓋因為刑法上可處罰的責任的基礎係建立在人有自由意志,且人不是被決定之假設下,因為人要有自由意志,才可以選擇去做合法或是違法的行為,而刑法處罰的對象就是去做了違法選擇的人,如果今天一個人無識別對或錯的能力並且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就沒有處罰的必要,因為對自我喪失控制之人,就算施以刑罰亦無法去矯正其行為。


然而,在法律上應如何判斷有無識別能力?刑法第19條係結合了醫學判斷之規範,透過生理以及心理在精神醫學與法學的判斷下,判斷行為人是不是在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醫學),使得行為人在行為當下,產生因精神障礙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在規範上是合法還是違法(法學)。例如一名小學幼童對路邊車輛拿石頭破壞,又如一名精神病患者自認受到外星人指示而持刀砍殺父親以治癒父親癌症(台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訴字919號判決),皆無認識到該行為是否違法的能力。


惟這是否代表有心人可以透過喝酒或是施用管制藥物而使自己精神喪失,進而可以犯罪並免除刑罰?在刑法上,有個概念叫做原因自由行為(actio libera in causa),其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是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而在這狀態下犯罪。刑法針對這種情況認為,因為行為人是在「原因設定階段」是自由處於心智正常狀態,故應對其後來行為負擔刑事責任,從而若故意透過喝酒或是施用管制藥物而使自己精神喪失,亦無法免除犯罪的責任。


回到本件之情況,正是在一審判決中,精神醫學方的鑑定人認為被告在行為時有精神上的失調症候群,法院進而判斷其無辨識能力。惟有論者指出,被告停藥一事是否該當前揭所述之原因自由行為?本文在此要指出,在過往關於思覺失調的病理研究上,患者自我病識感低落乃至於停藥,應屬於該病症可能之反應,而且若要構成原因自由行為,必須要當事人在預見到其將來要犯罪而故意或過失停藥才可能構成,故本件似應無構成原因自由行為之可能。


本件訴訟,目前仍在法院審理之中,關於後續在刑事責任上如何發展,固然值得關注。但本文認為,雖然對於「犯罪者」的處罰有其法治上的必要,惟若係為了要防止犯罪的發生(特別是我國近年來數宗重大刑案),單純的重刑化或是一昧地強調應報觀,或許僅能滿足社會對於以眼還眼的素樸正義想像以及並把社會認為的「敵人」給排除。但有效的犯罪防制,應把焦點放回到犯罪者是如何形成的,或是說如何走向絕路的。


在這觀點下,重點則從刑法轉移到社會福利法制的層面上,即在於如何使處於社會邊緣的人,能夠被社會安全網所接住而並非自我滅亡式的墜下。就本件被告之背景來說,其歷經失業、被長期欠薪,做生意遭捲款、投資失利、妻子車禍手術後肢體萎縮,家庭逐步陷入貧困。全家四人中有三人罹患憂鬱症,但鄭男因貧困而積欠健保費,為求省錢自行中斷就醫服藥,無病識感,被害妄想強烈,最後導致悲劇發生。


其中我們不難看見的是,勞動保護法令、健保的欠款扶助、社會救助制度、對於身障人士的經濟扶助、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區照護等等的欠缺,導致一個人被社會安全網終局性的排除。當然我們不能斷言全部都是社會安全網的不足而導致事件發生,但可以肯定,社會安全的缺席加速了一場悲劇。而至今,包括鄭捷案、王景玉案在內,社會以及政府,往往僅把焦點放在要如何處罰行為人,而關於社會是如何「製造」出犯罪人卻在主流討論中從缺,殘補式的社會福利、高門檻的社會救助制度、持續缺乏的社工資源、職業重建訓練、就業輔導、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亦未有進一步改善,那麼這樣的社會問題有可能僅因為重刑就改善嗎?當為在這座島上生存的人們所共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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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3) 從衛福部捐款爭議看社會補償制度之想像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造成重大死傷悲劇,基於如此的嚴重傷亡,衛福部因而成立賑災「衛生福利部賑災專戶」,各界紛紛自掏腰包盡一份心力,包含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等都宣布捐出1個月所得,迄捐款終止日業已募得近10億之善款。同時,花蓮縣政府亦基於此次意外事故發起了公益勸募。


惟勸募發起至今,針對政府勸募行為之合法性、如何運用善款、善款管理委員會之組成等等問題迭有爭議。 


首先就本次勸募行為之合法性之部分,參照公益勸募條例第5條第2項之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構) 得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發起勸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限。」。政府機關遇重大災害以及國際救援時應可以基於公益之目的發起勸募,而就所謂之重大災害者,按災害防救法第二條之規定,應指涉包括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在內之緊急危難,故實務上關於如台南維貫大樓案、八仙塵暴案、高雄氣爆案等等皆被認定為本法所稱之緊急危難,從而,本次太魯閣之意外,當屬本法所稱之緊急危難無疑,而可得由政府機關主動勸募。


次就善款之運用而言,有論者或認為,本次勸募是否在替政府減輕其應負擔之責任?就此問題而言,首先應先釐清的是目前為止,政府(包括台鐵在內)有何等法律責任?先從民事責任之角度觀之,本件事故按目前之調查係由承攬工程的包商所造成,台鐵在法律上應屬於承攬的定作人,按照民法189條之規定,原則上定作人不需要為承攬人所造成之過失來負責,除非台鐵對於定作指示有過失才需連帶負責。然而,就算台鐵無故意或過失,但依照鐵路法第62條之規定,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之發生,就算非由於鐵路機構之過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害,仍應負擔給卹金或醫藥補助費之無過失補償責任。此外,對於傷病或是事故死亡之情況,政府可能還會有基於勞保以及健保之若干給付。


而回到勸募的財務運用上,按照公益勸募條例第6條之規定,政府勸募應開立發票、定期公開徵信以及專款專用。本次專款專用之項目上主要包括罹難者家屬及傷者之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教育心理重建、法律扶助費等等,就其支付之項目,應係在於補足前開社會保險給付之不足以及彌補訴訟之緩不濟急,且由於社會保險由保費專款專用以及民事責任之法律規定,並不存在由募款來補足之法律手段,從而就本次之募款運用,應視為對於現有補償以及賠償機制之殘補式給付,在法制上並不存在替政府減輕責任之可能。


又就善款運用監督之部分,衛福部亦就此訂定捐款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其中規定設置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其成員含括社會福利、醫療、法律及會計等各層面的社會公正人士,並業於4月12日召開第1次委員會議。雖委員會組成有設置兩名受災者代表,惟迄今為止仍從缺。就本次勸募之目的而言,應在於受災者之生活扶助,故受災者之意見以及後續生活情況具高度重要性,尚無委員會之代表,實有為德不足之感。故政府在委員會組成上,應有協助目前受災者組成代表之義務,而不應使其從缺,就算受災者無參與之意願,亦應建立與受災者之制度性的溝通管道,始得最大化善款之效益。


此外,關於捐款管理及作業監督要點之部份,至今(4/20)仍處於未公開之情況,亦存在法制上之疑慮。就目前之公益勸募條例中,對於業已實施多次之政府機關募款,並未有對政府機關就捐款管理作業監督之事項應如何規範之上位指引,往往都是各募款之政府機關自行訂定,在此可能存在法制上的漏洞以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可能,應亟待修正。


申言之,於重大災害時,政府的勸募行為在我國業已成為常態,惟除了政府勸募之正當性以及運用爭議外,其背後反應之問題在於對於重大災害(尤其是人為災害)之賠償往往緩不濟急,其原因在於,除了社會保險如健保對於醫療之給付外,其餘賠償皆回歸民事賠償法之體系處理。雖民事賠償法有其制度之重要性,但不具有即時回復損害之能力,故除了社會保險外,如紐西蘭之意外事故補償制度之社會補償制度的建立則有其必要性。


就社會補償制度者,係基社會國原則之精神,在衡平以及目的性之考向下,對於遭受特定事故而受損害的個人,雖其就該損害對國家並未有請求權,但國家仍給予之社會給付,如我國目前的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即屬之。若對於重大意外事故也有社會補償制度之建立,雖無法完全涵蓋賠償範圍,但是因為社會給付的即時性,可以在民事賠償與保險之外,給當事人一筆即時的補助金,如此則可以減少政府勸募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及社會輿論的種種質疑,也可對於重大事故的彌補建立更制度性且即時之機制,當為吾人所應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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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核電與燃電的抉擇:從公投案爭議回顧台灣能源課題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上週(2021年4月12日),面對來勢洶洶的「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及「珍愛藻礁」公投案,民進黨拍板決定行政院及其立法院黨團皆不提公投對案。對此,總統蔡英文也表示:公投並非作戰,而是政府跟人民溝通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重啟核四」明顯直接涉及能源議題,在圍繞「珍愛藻礁」的討論中亦可見所謂「偷渡核電議題」的疑慮,乃至開發與保育間的價值取捨。是以,在表面的政黨角力外,我們還能從這些公投案的爭議之中,觀察其所折射出的台灣能源課題。有鑒於此,本文將梳理近幾十年來台灣能源發展的脈絡,以期能使大眾對當前有關核電與燃電的抉擇有更深入的認識。


能源議題從來都與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是息息相關,特別是進入到1970年代,台灣開始發展重化工業,能源的供應無虞更成為政府的重要事項。蔣經國政府在這個時期為應對當時的石油危機所發起的「十大建設」,其中便有一項重大工程是發展核電:核一、核二、核三分別於1978年、1981 年、及 1984 年先後竣工。然而,蘇聯在1986 年發生的嚴重核事故「車諾比事件」卻激起了台灣社會對於興建核四廠、以至擴大使用核電的反彈聲浪。事實上,儘管核能具備了降低發電成本、供電基本穩定、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等優勢,其有關安全性的疑慮、及核廢料處置的問題仍備受爭議——也因此,時至今日,兩大政黨雖均以提高綠能供電佔比作為遠程目標,但在綠能技術成熟前,仍存在是否保留核電的分歧。


儘管台灣於1990年代步入後工業社會,70年代時因擔憂受制於石油而選擇發展核電的背景仍一如既往——台灣是天然資源匱乏的海島。正因為台灣缺乏資源,產生能源所需的資源必須仰賴進口,而進口便需要作為接收站的基礎建設,例如位於高雄永安港的「第一天然氣接受站」(1990年啟用)便是進口天然氣並將之輸送至燃氣發電廠的關鍵樞紐。此外,由於(1)新北貢寮的核四及宜蘭蘇澳的火力發電廠之興建皆因當地居民的抗爭而受阻,(2)燃氣發電的潛力隨著環保意識抬頭逐漸受政府重視,(3)永安接收站供應吃緊,因此,為搭配大潭燃氣發電廠而預定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觀塘案,在1993年被擱置(因大潭海岸的海象不理想,預估每年可使用天數過低)後在1995年又重啟。


儘管如此,作為核電(以核四為代表)替代方案的燃氣發電(以觀塘案為代表)之進展亦非一帆風順。雖然標舉「反核」的陳水扁於2000年就任總統,但當時的立法院仍以國民黨籍立委佔多數,且通過了核四興建預算案,陳水扁政府宣布不予執行的決策最終引發了憲政爭議。另方面,陳水扁政府出自「以乾淨能源取代核能」之願景而大力推動的觀塘案,也因為原本已投入資金積極佈局的東鼎公司在搶標階段卻輸給了中油,中油和東鼎無法就觀塘案開發經營權取得共識,觀塘工業區遂於2004年全面停工。觀塘案停擺之後,中油隨即選址台中港興建「第二天然氣接收站」(2009年啟用),從而透過「南氣北送」暫時解決了2006年投入商轉的大潭電廠之供氣問題。


觀塘案在2004年停工後,直至2015年方再度重啟,在此期間,核四的興建則在馬英九2008年上任後便開始得到執行。可是,2011年「三一一地震」所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卻使核四興建議題乃至核電本身再次受到關注。這樣的情勢迫使馬英九政府宣布商轉中的核一、核二、核三將不再延役,並封存核四(核四安檢後,將不放置燃料棒、不運轉,且未來若要啟用核四,必須經由公投決定)。與此同時,為了「穩健減核」,馬英九政府也計畫擴充大潭電廠的機組,並提高天然氣進口量。2014年,經濟部敲定由中油併購東鼎公司以取得觀塘案的開發經營權;2015年,行政院核定「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計畫——當前議論所使用的「觀塘三接」便是因此得名。


2016年,蔡英文上台,並提出「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2025年燃氣發電的比例從目前的36%提高至50%。不過,2018年公投綁大選之下由擁核團體所領銜的「以核養綠」公投案大獲全勝,迫使《電業法》中的「2025非核家園條款」遭到廢除。如今,不僅出於擁核立場的「重啟核四」乘勝追擊,基於生態保育的「珍愛藻礁」也對燃氣發電的規劃發出了質疑。雪上加霜的是,美中貿易戰和疫情時代所帶來的全球供應鏈重組、台商回流、以及台灣半導體產業之前途似錦,更在用電需求上增添了不少壓力。總之,能源議題也是發展議題,而發展議題還必須考量環保(或謂永續發展)。無論是選擇核電或燃電,脈絡化地理解歷史與當前的情勢皆其必要性。公投不該是簡單的是非題,而是複雜的申論題。


參考資料: 林庭葦、張宸邦,2021,〈三問藻礁爭議:藻礁究竟是什麼?如何成為藍綠對決戰場的?〉,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04-taiwan-algae-refere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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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0) 兩岸是否為敵對關係


王亭勛(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


自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兩岸之間的關係漸漸降溫,不僅我國的邦交國遭到中國以金錢外交攔截,民間的交流也不若馬政府時期般的熱絡。一談到兩岸關係,人民最關切的議題就是兩岸之間會不會產生熱戰,即戰爭什麼時候會爆發?不諱言,兩岸和平發展不僅僅是我國人民所盼望的,更是世界各國樂見的情形。然而,兩岸若要和平發展,必須回頭檢視當前兩岸究竟處在什麼樣的一個關係下。


首先,在談論戰爭前,應該先探討兩岸是否為敵對關係?根據傳統國際法的原則,敵對關係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武裝鬥爭,或者又被稱作是戰爭 。然在二戰之後,敵對關係的解釋稍有改變,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之外,一國之內的內戰,或者是不宣而戰的武裝衝突皆可視為敵對狀態。因此,根據上述的定義,回頭檢視兩岸知是否為敵對狀態。本文將兩岸視為敵對狀態,自1949兩岸分治後,中國就未曾停止對金門進行炮擊,直到1979年後才宣布停止。即便中國宣布停止炮擊金門,兩岸之間的敵對關係仍持續進行。


自1979年後,台海和平迄今已超過40年之久,兩岸的敵對關係也應該隨之解除,朝和平的方向邁進才是。其實不然,事實上,即便已經超過40年未發生武裝衝突,兩岸仍是處於敵對關係的原因是因為敵對關係一直以來都沒有被結束。目前國際法上都並沒有嚴格要求結束敵對狀態協議或是方式一定要具備哪些要件,但可以從過往的實例找出共同點。首先可以由衝突雙方的領導者提出,或是聯合國主動介入。再者雙方要進行結束敵對關係狀態的內容進行協商,並且擬定出一些基本的內容。第三,任何一方不得「單方面」宣稱結束敵對關係的協議無效,第四則是結束敵對關係。


在此要特別針對結束敵對關係再進一步說明,政治大學陳純一教授指出,依國際法的概念,結束敵對狀態可以再細分為「中止」(suspension)敵對關係何「終止」(cessation)敵對關係。這兩者在意義上是不相同的,前者指的是敵對狀態依舊存在,只是暫時沒有任何戰鬥行為,例如停火、休戰,後者是武裝衝突已經結束,如停戰。從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明定政府得在一定條件下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顯示出武力犯台仍在中國的考量範圍內,加上中國仍不間斷地派戰鬥機在海峽兩岸盤旋,雖然已經超過40年未發生武裝衝突,本文仍視這段期間是停火的狀態。因此,本文判斷兩岸當前處在的狀態仍屬於敵對狀態,是暫時中止敵對關係。


國際法上結束敵對狀態的主要模式有「停火」(cease-fire)、「休戰」(truce)、「停戰」(armistice)、「和平條約」(Peace Treaty)和「和平協議」(Peace Agreement)。然而,本文認為「停火」、「休戰」、「停戰」並無法真正結束敵對關係,因為戰爭隨時都能再被重啟。但和平條約與和平協議不同,其具有更強的國際法拘束力,因此,唯有兩岸簽署和平條約或和平協議後,才能算是結束敵對關係。因此,這又延伸出我國究竟是要簽「和平條約」,或者是「和平協議」呢?


一般而言,和平條約有兩項功能,分別是「結束戰爭」以及「恢復友好關係」。和平協議則是一個通稱的名詞,理論上凡是所有 結束敵對狀態的協定都可以被稱做「和平協議」。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和平條約是「交戰方以書面形式並受國際法規律的結束彼此之間正式或是實質戰爭的協定」;而和平協議是「一個或是數個非國家當事方與一個或是數個國家之間所締結結束非國際武裝衝突的協定。」因此,和平協議是以停火,或是新建,或是重建一國國內武裝衝突後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為目的,國內武裝衝突當事方之間所達成的正式文件協議。是故台大教授姜皇池認為,和平協議屬「國內法」,簽署協議會回到一中架構,落入中國所謂「國內管轄事項」陷阱,將使台灣問題中國化,增加美日等國介入的難度。然兩岸是否同屬一中是另一個命題,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本文將另找機會再探討此命題。


南北韓曾在2018年平壤峰會後簽署《平壤共同宣言》,朝著簽屬和平條約的方向邁進。儘管到目前為止,兩韓尚未簽署任何相關的條約,仍不失為我國借鏡的對象。如本文開頭提及,兩岸和平發展交流是所有人都引頸期盼的結果,我國一方面應邀請中國領導人於第三地簽署兩岸共同宣言,向世界表達兩岸將以和平交流為最終目標。另一方面應整合國內民意,廣邀專家學者研擬和平條約的草案,開始與對岸談判交涉,以期盡早結束兩岸的敵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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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8) 從王光祿獵槍案看我國原住民憲法權利之將來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2013年,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因持獵槍上山獵捕山羌、山羊給其母親食用,而遭法院以未遵守《野生動物保育法》對於狩獵事前許可及僅限於其傳統文化、祭儀始可狩獵之規定、(下稱野保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中狩獵應使用自製獵槍之規定判刑3年6個月。歷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於2017年聲請釋憲等過程,於2021年3月9日司法院為王光祿案、違反野保法的卑南族獵人潘志強、與因購買空氣槍而違反槍砲條例的黃嘉華等相關案件合併,舉行言詞辯論庭,並將在四月公布解釋。


就本次案件之主要爭點在於

1. 野生動物保育法對於事前許可制以及「自用」是否屬於傳統文化之規定是否違憲?

2.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關於原住民族狩獵僅能使用自製獵槍之規定是否違憲?


而若要回答上開規定是否違憲,則需要面對的前提問題即在於我國憲法有無保障原住民族狩獵之權利?參照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之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12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在此基本國策之內涵中,明確的指出,國家應依民族之意願保障其文化之發展,而狩獵當然屬於台灣原住民族之文化一部分,從而在基本國策之規範中,當然可導出國家應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義務。


惟在憲法的體系中,基本國策之效力,僅僅具有憲法委託之效力,也就是立法者應在這樣的憲法客觀要求下制定法律,不同於憲法中的基本權條款,人民不能直接依據該基本國策之條文向國家請求。但在我國憲法第22條之概括基本權條款下,即有推導出原住民族狩獵的基本權的可能,蓋在我國目前釋憲實務中,業已透過22條創立了人格自由發展的基本權(Das Grundrecht auf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而若將此基本權的性質連結到基本國策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保障,應可得出在原住民族之人格發展上應有基於其文化發展而狩獵之基本權利。


而在此基本權的效力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關於原住民族狩獵僅能使用自製獵槍之規定即有疑義。目前警政署係認為,在基於治安維護之目的下,限於自製獵槍可以有效維護治安。但自製獵槍者,在實務上往往因為自製品質差而導致許多風險,而若由政府授予合格制式槍枝反而才可以基於治安而有效管理,就此規定之目的與手段間應無實質之關聯性,應構成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權的違憲干預。


又就野生動物保育法對於事前許可制以及「自用」是否屬於傳統文化之規定是否違憲來說,則相較複雜,因為依照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國家亦有環境及生態保護之義務,就此則會面臨在憲法上與原住民族文化狩獵權之間的實踐相容性(praktische Konkordanz)的問題,如何調和保育與文化的衝突?本文認為,固然事前許可制可以使野生動物之相關保護機關做事先的規範,但若考慮到憲法增修條文以及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公約對於原住民族自治之保障,則在涉及到傳統文化之事務上,應優先讓原住民族自我管理,而不應由國家事先審查。且在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中本來就蘊含了與獵物間的共生共榮關係,亦難謂廢除事前許可制會導致野生動物之濫捕。從而在學理上憲法權利衝突的實踐相容性觀點下,應使基本權的效能最大化,故事前許可制則有侵害原住民族狩獵權的可能。


就原住民族之文化權利之憲法保障而言,係屬人權發展歷程中,對於集體權利的保障,而為在當代國家中,對於少數民族文化發展保存乃至於該族群之自治想像的基石。在過往的釋憲實務中,尚未有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權明確地承認,即將到來的釋憲結果,將主導著我國未來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社會經濟等政策之發展,也將表彰我國做為民主法治國家對於少數群體的保障程度,吾人不可不慎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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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6) 小粉紅與他們的產地—試論中國愛國主義之特點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日前,歐盟針對新疆人權議題對中國的四名官員及一個實體作出制裁,而中方亦對此高調宣布反制措施。不過,在官方角力的檯面下,中國官媒和網民掀起的抵制H&M、Nike、Uniqlo等品牌的風潮更是受到關注—這些品牌都曾發布聲明表示,有鑑於維吾爾族遭強迫勞動的爭議,將不再使用新疆生產的棉花。此波輿論甚至促使許多私營商家和中港台藝人宣佈與相關品牌終止合作,足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的延燒範圍之既深且廣。


實際上,對岸民族主義情感高漲的事例遠遠不僅限於此,近年來只要是被認為帶有「辱華」意味的言論都會遭致中國網民的撻伐。然而,中國大陸作為一個言論、思想皆受到嚴密監控的政體,探究其人民如此的仇外心態,便必須重視其掌權者所發揮的影響力。一般來說,獨裁國家的統治者由於並不是經由民選產生,其欲鞏固統治正當性通常便需要讓人民在心理層次加以認同—中共也不例外。因此,為了讓人民打從心底相信「中國最應該給中共統治」,中共長期以來都極力地透過歷史教育、政令宣導、及媒體操作等手段,不斷向人民灌輸「要愛國、而且只有愛黨才愛國」的價值觀。


進一步地,當多數民眾都下意識地把自己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跟對於中共的服從進行綁定,他們便容易不假思索地將來自境外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忤逆、或不尊重,直接等同是對「中國人」(也就是他們自己)的指責、背叛、或羞辱,從而不大可能願意在「中共不必等同中國人」的前提下,反省中共的作為是否真的潔白無瑕。需要申明者,對國族認同感的需求可說是人人有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亦非獨裁國家所獨有,然而強迫將人民的此種需求同特定的政黨或政治人物綁定,卻絕不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可以做的事,因為這可能使人民喪失對聲稱代表他們的政黨或政客加以檢討的能力。


事實上,建立人民對執政當局的信任,除了愛國愛黨的觀念灌輸之外,中共更善於創造假想敵以爭取人民的支持,而這樣的策略其實也可從政治學的「聚旗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一詞加以理解。「聚旗效應」指涉人民團結在政府旗幟下共同抗敵的現象;此現象在國家遭遇重大危機時尤其顯著,且不論是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都會出現。舉例而言,2020年年初,雖然歐美國家疫情控制不力,但卻有數據表明,不少民眾在抗疫的挑戰下反而更傾向支持政府。值得留意的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會為了拉抬自身的支持度,向民眾宣傳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從而主動地觸發「聚旗效應」的危機。由此看來,中共官方的「戰狼外交」動輒訴諸人民的仇外情感,亦可說是強化其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手段,而遠不止是台灣網民可以用「玻璃心」輕鬆看待的課題。

 

延伸閱讀: 北京大學交換心得梁豐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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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2) 新媒體讓我們更民主了嗎?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2016年,英國通過了脫歐公投,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這使許多人開始意識到「民主退潮」的趨勢,乃至「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嚴重性。以致於《牛津辭典》將「後真相」(Post-Truth)一詞選為年度詞彙,指涉民主社會內政治態度的分歧已走向極端,大多數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同意見的社群之間難以達成共識,進而導致民主體制運作不良,甚至民粹主義崛起。


儘管如此,「後真相時代」的元年應該早於2016年,且其並沒有隨著歐洲民粹勢頭的減緩與川普的敗選而告終——因為「後真相時代」其實是新媒體發展的產物。1990年代開始,伴隨著網路科技、社群媒體、及智慧型手機的相繼面世和迅猛發展,總體的資訊量呈爆炸式的增長。然而,在「媒體碎片化」(media fragmentation)、演算法、以及智慧型手機對人們前所未有的便攜性和黏著度之共同作用下,每個人接觸的資訊卻是更加彼此隔絕。雖然媒體的種類、或媒體的頻道數確實有所增長,但也正由於當今的選擇極其多樣,偏好各異的觀眾更有可能只關注符合自己喜好的媒體,不必或很難接觸到其他立場的觀點。


事實上,對於民主體制的運作,這樣新媒體的生態也已極大程度削弱了其意見交流的機能。一方面,娛樂性內容的充斥,導致本來就對嚴肅議題缺乏興趣的人,更沒有機會或動力關注公共利益攸關的課題。另方面,既使是會關心公共議題的人,社群媒體上的同溫層和異溫層之間的區隔,也使得各方的內部意見走向同質化甚至極端化,進而造成彼此的關係走向水火不容、相互敵視、乃至「一言不合就貼標籤」的局面。更糟的是,新媒體「去中心化」(decentralize)以及快速傳播的特性還使其成為「假消息」(fake news)的溫床。由於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媒體,未經查證或經不起推敲的訊息,便很容易在聳動的標題或以假亂真的包裝下,被迅速地分享轉發、四處流竄。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人物可能會認為,因為吸引立場相左的選民不再可能,與其爭取全體選民的支持,提出務實的政見說服其他黨派的選民,鞏固或討好自己黨派的支持者才是上策。而選民也可能會更傾向於無條件護航自己偏好的黨派,並為反而反地去抹黑對立陣營。於是,事實不再勝於雄辯;少有人在乎真相是什麼,大家都只想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實際上,民粹型政客宣稱他們是代表「善良的百姓」對抗「邪惡的菁英」,本質上便也是非黑即白地將反對他的所有人都說成是壞的以爭取支持;因此,「後真相」以及「政治極化」的趨勢對他們而言,便可說是可乘之機。


值得申明的是,網路、新媒體、便攜式電子裝置的出現,對民主政治的運作也不全然是壞事。事實上,這些科技的發展因有助於資訊的記錄和流通,對人民的意見發表、政府監督、社運動員仍都有不容小覷的正面效益。因此,要解決由這些科技所衍生的「政治冷感」或「政治極化」的問題,最需要檢討的是,該如何培養民主社會人民的公民素養與媒體識讀的能力,使其跟得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變局才對。在民主社會對科技發展的警醒、及當代人民對科技產品的高度依賴這兩者間,仍有待我們設法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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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1) 從緬甸政變看亞洲民主危機


王亭勛(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


今年(2021年)緬甸軍方以執政黨在2020年的緬甸議會選舉中有舞弊的情形發動政變,同時拘捕了緬甸國務資政翁山蘇姬、總統溫敏和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多個領導人,並將政權改由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掌握。此消息一出,不僅引發國際社會一片譁然,緬甸人民同樣無法接受,甚至發起「22222」全國大罷工,向軍政府表達不滿的訴求。


然而軍政府對於人民的訴求是充耳不聞,甚至透過電視台發出聲明:「抗議者正在煽惑群眾步上會喪失性命的對峙之路,特別是針對容易衝動的青少年和年輕人。」,警告的意味非常濃厚。果不其然,在後續的行動中,軍政府採用武力鎮壓。3月3日安全部隊鎮壓反對軍事政變的示威者,至少造成38人死亡。聯合國形容這是自政變以來緬甸經歷「最血腥的一天」。


令人好奇的是,緬甸進行民主轉型已長達十年之久,為什麼會在這時刻又開倒車?實際上,緬甸在2008年推出新憲法,並於2010年舉行大選,開始其政治轉型之路。但實際上,緬甸的民主轉型與我們一般認知到的並不相同。從憲法的層次來看,憲法規定,軍人議員佔據議會25%議席;軍方有權指定兩名副總統中的一員;政府的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和邊境事務部長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軍方對憲法改革擁有否決權,軍隊獨立管理軍務,不受總統領導等等。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聯邦團結發展黨勝選的原因是因為軍方排除全國民主聯盟參加選舉,並且收到軍方的扶持,該黨才能在2010年的大選脫穎而出。 


已故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就曾提到若一國要使民主體制能持續進行,讓軍人回歸專業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軍隊應非政治化,且須受到政府的控制。依此標準回頭看緬甸的案例,即便緬甸看似透過民主的手段選出執政者,但實際上軍方的勢力不曾離開的情形下,一旦執政者換人,或者是試圖削弱軍方的勢力時,發生政變似乎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近年來,亞洲地區有許多國家紛紛發生社會運動,從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2020年的泰國示威遊行,到2021年的緬甸反政變遊行。這三場運動皆可被歸納為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儘管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提出「亞洲價值」,指稱亞洲的治理模式不見得要全盤學習西方的制度,可以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然而,民主是現行所有體制中,唯一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政府侵害的制度,縱使民主有其弊病,也應該受到大眾的推崇。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三件例子,能夠傳達給社會大眾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民主制度」並非唾手可得的產物,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維護的。一旦稍有鬆懈,民主就可能煙消雲散,我們不得不戒慎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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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31) 職災保險之現狀與將來-簡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


楊子敬(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於2020年總統大選時,蔡總統提出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最低工資法》的「勞動三法」政見。迄今,只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已通過施行;然而,在2021年3月25號的行政院院會討論後,學界和工會界早已倡議數年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即將送入立法院審議,以落實職災保險單獨立法之政策。


就本次修法而言,除了單獨立法外.重點主要有四個面向:第一,包含四人以下公司,全體受雇勞工強制納保;第二,勞工的保險效力自到職日起算,雇主若未依規定辦理保險手續,勞工仍得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第三,職災保險給付全依失能程度給付,不再依年資給付,並透過充實給付內涵及提升給付水準,提升保障;第四,職災保險投保薪資上限,擬由現行45,800元提高至72,800元,預計涵蓋逾九成勞工薪資水準,下限則定為基本工資。


而若要理解為何職災保險要單獨立法以及其修正之方向,吾人必須先回過頭理解我國的職業災害補償體系及現況。就我國目前的職業災害損害填補機制來說,具有多層次的特色,其涉及到民法、勞動法以及社會保險法三個領域。也就是說,如果一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其可以透過民法上的損害賠償向僱主請求給付、也可以透過勞基法上的補償規定向僱主請求補償金、抑或是向勞工保險局請求職業災害保險給付。


惟在我國目前職業災害保險與勞工保險合流的狀況下,職業災害保險的給付額度就會與勞工保險相牽連,而導致給付給受災勞工的額度遠低於勞工透過民事訴訟向僱主請求的金額。這個現況產生的結果就是,勞工在職業災害發生時,往往不能即時的受到保險完整的補償,反而要透過歷時餘年的訴訟才可以獲得充分賠償,而這對一個勞工的生計而言將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在比較法上,德國社會法典(SGB)第七篇規範的職災保險(Unfallsversicherung),乃完全排除民事求償的途徑,由社會保險即時全額賠給勞工。而日本的勞災保險制度,雖未排除民事求償的途徑,但其保險給付的額度,也幾乎可以即時全額補償勞工的損失,故從德日的經驗也可看出,我國的現況則亟待修正。


此外,因為現行的職災保險是與勞工保險規範在一起,也因此存在許多缺失。除了前述的給付額度過低外,現行勞保條例規定,要事業單位滿五人以上才有強制納保的義務。就此點而言,在我國中小企業眾多的情況下,則導致許多勞工無法被職業災害保險給涵蓋到,發生職災就只能與僱主纏訟,對勞資雙方皆有不利影響。此外,關於投保資格的部分,勞保採的是申報制度,也就說要僱主幫你加保,勞工才有保險資格,此往往導致勞工雖然就職了,但因雇主惡意不申報,勞工就無法在事故發生時受到即時的保障。


而基於職業災害保障在我國實施的現況下,持平來說,本次職業災害保險法的單獨立法,雖然來的遲了,但總算是回應了學界以及工運界長期以來對於立法的期待。在草案中的具體條文修訂中,也解決了五人以下強制納保、勞工保險申報制度、保費給付額度過低以及投保薪資上限過低的諸多問題。然而,目前的立法進度仍停留在草案階段,是否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中會受到資方團體的壓力,仍屬未定,執政黨應守住當前草案的規劃,以落實對勞工的承諾。此外,在將來立法完成後的實施上,是否能夠如立法目的般解決問題,則應猶待修法後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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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9) 為何拜登不會放棄抗中?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前幾日(2021年3月19日)拜登上任後首次美中高級別官員會談的開場白,在雙方唇槍舌戰的煙硝中落幕。由於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期間(2017年初至2021年初)其對華政策從於1979年雙方建交以來的「接觸」(engagement)轉向至「脫鉤」(decoupling),今年初甫就任的拜登對這樣的趨勢會加以延續或修正,便是不容忽視的課題。事實上,由於美中關係的變動往往攸關著我國的國家利益,探究台灣應如何因應這樣的變局,更頗具重要性。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實力可謂歷經了飛速的增長,並於2010年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上超越了日本,自此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む註一め此外,其近年著力推動的「中國製造2025」更旨在使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追過美國,以掌握未來經濟發展的命脈。經濟之外,中國大陸從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以後,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亦頻頻顯示出挑戰美國的意圖。例如,透過「帶路倡議」擴張其對亞非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甚至以此掌控具戰略價值的港口;在其南海島礁上擴建軍事基地,並奪我位處南太平洋的邦交國,以利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對內鼓吹愛國主義製造仇外情緒,對外則輸出「銳實力」(sharp power)刻意影響大眾對中國的印象。


有鑒於此,美國其實自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便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以至「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ing)政策,開始將國際佈局的焦點轉移至亞太地區,進而應對中國崛起的態勢。川普上任以後,更將中國界定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者,並逐步發展出以圍堵中國為核心目標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如所周知,2018年3月拉開序幕至2020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休戰的「貿易戰」、及約莫同期開始的「科技戰」和「外交戰」,尤象徵華盛頓與北京的對峙態勢已走向白熱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如今仍未解消,實際上由於中國疫情控制有效、產業鍊復甦迅速,美國作為染疫數最高的國家可說是面臨了益加嚴峻的局面。因此,拜登的對華政策原則上應不至於會翻轉「對抗中國」的主軸,特別是其仍必須回應國內跨黨派的抗中立場、及人民對中好感度下降的情況。む註二め


儘管如此,拜登對抗中國的方式幾乎能肯定會跟川普有所不同。川普對華政策的實行方式大抵是基於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一對一談判(美國優先!),不過依據拜登的各種公開談話,其更偏好透過多邊主義(mutilateralism)的國際組織,尋求跟盟友合作以一同制衡中國(美國回來了!)。雖然拜登或許會因為在防疫、氣候變遷、伊朗核問題等議題上保留跟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從而需在一些方面對中國做出讓步,但只要我國能持續確保我主權的獨立性是美國在抵禦中共擴張時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拜登的上任便也不需國人特別憂心了。


む註一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大陸得益於物價較低,其GDP實際上早已超越了美國。


む註二め根據最新的蓋洛普(Gallup)民調(2021年3月1日發佈)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2021年3月4日發佈),89%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手而非伙伴,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20%(低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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